本報記者 鄭子愚 實習生 趙睿佳

　　7月27日不到8時半，黃牛上海的國標氣溫接近30℃。方瑩已經站在人頭攢動的將至簡單世纪佳缘醫院門診大廳。

　　對一個陪診員來說，陪診這個時間算晚的止陪。更多時候，黃牛她會在8時開診前到場，國標在患者抵達前，將至簡單把取號機、陪診收費窗口、止陪診室、黃牛檢驗室、國標離診室最近的將至簡單廁所位置默默記下來，在腦中畫出一張路線圖。陪診

　　她在雙肩包里備了兩份干糧和瓶裝水，止陪一份給自己，一份給患者。“有些患者可能被要求空腹抽血，也有一些會候診到午后。”

　　5年前，陪診這個新興“職業”還是一個需要在“跑腿”和“黃牛”之間反復澄清的身份。5年來，有些事情變了。國家“十五五”規劃把服務業擴能提質寫進戰略重點，服務消費第一次排在了商品前面。上海已把生活性服務業定位為“增長新引擎”。2026年7月1日，上海面向60周歲以上老年人的《關于全面推進老年助醫陪診服務的方案》正式施行。

　　如今，方瑩拿到了人社部的培訓證書，月收入最高時超過2萬元。回顧這幾年的成長與市場沖刷，方瑩說：“陪診員，遠不止‘陪’這么簡單。”

　　全職媽媽成正規軍

　　7月27日9時不到，患者還沒到。由于預約的號靠后，要臨近中午才能面診。方瑩從包里拿出一沓打印材料。今天她要陪診的是一位有跨國就醫經歷的腫瘤患者，從2020年至今，攢下了厚厚的全英文醫學報告。前一天下午，世纪佳缘方瑩用翻譯軟件翻譯了專業詞匯，從密密麻麻的英文病歷中，整理出一份工整的就診治療時間表。趁這會兒，她想再核查一次。

　　“幾分鐘的面診里，醫生根本不可能看幾百頁材料。我必須幫患者把手術史、用藥史、不耐受反應和近期的多發病灶梳理出來。”方瑩說。患者和家屬雖久病成“醫”，但難免有疏漏。陪診員要能夠在家屬和醫生溝通時隨時補位。

　　入行陪診員之前，方瑩在體制內工作，后為照顧住院的丈夫離職。丈夫病愈后，她做了7年全職媽媽。孩子長大后，近40歲的方瑩想重返職場，投遞簡歷后收到的多是臨時工或家政類崗位的資訊。方瑩不甘于純體力或無保障的工作，渴望一份能更多體現自身價值的工作。

　　除了丈夫以外，方瑩的姐姐、婆婆都有住院經歷，都是方瑩陪診陪床。她深刻體會到老年人及異地患者就醫的難處。

　　2025年1月，上海市民政局、市衛健委聯合印發《上海市老年人助醫陪診服務試點方案》，在浦東、黃浦等9個區相繼試點。2025年6月底，首批1203名陪診師順利完成培訓并持證上崗，成為陪診服務領域的“正規軍”。同年5月，全國首部《老年陪診服務規范》團體標準發布，明確了陪診師資質、服務流程、隱私保護等要求。

　　今年初，方瑩獲得了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社會保障能力建設中心頒發的“醫療陪診顧問”培訓證書。小到為患者取號、陪同候診、交錢拿藥，大到跨城市問診、與醫生溝通、代辦問診，幾乎包攬了病人看病前中后的各項工作。

　　為積累實戰經驗，她跑到上海一些大醫院門口，尋找那些需要幫助的老人，義務陪診。有人有戒心，但更多人覺得方瑩幫了大忙，也因此了解到陪診員這個職業。方瑩不斷積累經驗，將此轉化為專業服務流程。從年初持證至今，她接了100多單，月收入最高時超過2萬元。

　　“陪”只是最基礎的一層

　　病人家屬來了。方瑩看了一眼，病人沒來。家屬在離家前一刻決定不帶狀態不穩定的病人來面診。

　　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方瑩和家屬重新溝通了病人的病情，提示家屬要挑重點內容與醫生溝通。

　　“陪診員工作也分不同層次。”方瑩說。最基礎的是“陪”，接送老人，熟悉醫院布局，規劃繳費、檢查、取藥的最優路徑，減少無效奔波。再多做一點，是“臨時家人”，給那些獨居老人、異地患者，或是舉目無親的年輕打工人提供情緒價值。

　　但“陪診員遠不止‘陪’這么簡單”。方瑩說，更重要的價值是在不逾越“不可提供醫學診斷”的紅線之下，為復雜的案例提供診前咨詢、就診規劃和診后小結，讓病患知道掛什么科室、掛哪個醫生、如何與醫生高效溝通。

　　不久前，方瑩接到一份特殊的陪診單。病人家屬要求她先到上海靜安某醫院掛急診號，并協助完成異地就醫備案，待病人從外省轉診抵達后陪診。

　　老人、急診、異地、轉診，發現這些關鍵詞疊加在一起，方瑩撥通了對方的電話。電話那頭，家屬明顯亂了方寸，說話間歇發來用手機拍的CT膠片，反光且模糊。原來，對方的父親在數小時前突發腦梗，左側肢體出現活動障礙，家屬提出要“打飛的”或叫跨省救護車將老人從外省送往上海。

　　“冷靜一下，先聽我說。”方瑩為家屬分析，“第一，病患腦梗處于不穩定期，路途顛簸極易發生二次出血，救護車未必會接跨省單，你們有沒有緊急情況的預案？第二，自行轉運費用要幾千元，你們能接受嗎？第三，上海這家醫院床位緊張，你們大費周折過來，大概率先要在急診觀察室躺著，病人反而要承擔巨大風險。”

　　她還指出，家屬拍的模糊照片毫無用處。她給出更具建設性的方案：通過醫院微信公眾號綁定老人的身份信息，等當地的CT和血管造影報告出來后，直接將報告鏈接或電子版發給她。由她拿著電腦和整理好的病史、報告，針對性問診。

　　一通十分鐘的電話，瞬間緩解了千里之外一大家人的焦慮和無助。

　　行業洗牌

　　陪診在幾年發展中，不光職業內涵有了深化，整個行業也在經歷市場篩選。

　　2019年，呂恒入行時，主要通過二手交易平臺接單，獲得不少好評。可在2024年前后，呂恒突然發現，行業迎來爆發性的發展，擁入了一大批人。

　　自媒體博主鼓吹“陪診師考證訓練營”的廣告變多了，大批全職媽媽、靈活就業人員擁入陪診員賽道。那段時間里，陪診行業曾上演過慘烈的價格戰。“一開始半天收費兩三百元，后來有人‘卷’到幾十元，甚至有人連異地就醫備案這種常識都不懂就敢接單。客戶上了一次當，就不再信任陪診員了。這對整個陪診行業都不好。”呂恒說。

　　野蠻生長的代價是觸目驚心的。北京三中院曾披露一則案例：一名陪診員弄丟了癌癥患者的26片病理切片，被判賠償2.2萬元。上海閔行警方破獲的一起案件中，犯罪團伙以“陪診”之名倒賣號源，非法牟利高達650萬元。部分“陪診師考證訓練營”收取高額培訓費后，學員接不到單，淪為“被割韭菜”的受害者。行業長期處于“三無”困境：無統一規范、無從業門檻、無監管依據。

　　在呂恒的感知里，這場“失控”持續時間不長，但加速了行業的洗牌。低質跑腿從業者被淘汰，抱著“撈快錢”心態的中介機構“開了又關”。行業從“人人可做”向“專業者生存”過渡。

　　2022年，張霞創立了陪診醫家，這是一家扎根于臨港片區的陪診服務機構。張霞感覺，2025年，陪診員行業進入了高速發展期，平臺上的自費訂單量不斷增長。光是在臨港片區，“我們的系統平均每天要處理二三十個訂單，一個月將近一千單。”主要客戶群體是獨居或孤寡老人、異地就醫者，以及無人陪同的年輕人——比如獨自去做胃腸鏡的上班族。

　　有趣的是，很多訂單是子女替老人代下的，會特別囑咐陪診員“就說是我朋友”，以免老人因為心疼錢而拒絕服務。最近一年多，正規機構和陪診員通過進社區等方式觸達老人。張霞發現，老人們漸漸接受為服務付費，自己下單的陪診單也多起來了。

　　合規與違規的邊緣

　　7月27日下午，方瑩正在咖啡館里處理訂單，接到一個“回頭單”：此前的一位客戶要求方瑩立即去醫院代為修改診療方案。

　　下午4時多，方瑩抵達徐匯某醫院。醫生的電腦里能夠調出記錄，但為了趕上介入治療時間，需要方瑩代掛一個大病科，再轉到負責治療的介入科改方案。然而，患者因無法在短時間內再次辦理自費卡，無法重新掛號。最終只能次日自己來面診修改。

　　這個并不復雜的答案，是方瑩在1個多小時內，來回走了3次相距200多米的不同樓棟，因電梯擁擠步行上下4樓4次，不下10次輾轉大病科、介入科、候診臺和掛號處問來的。

　　不久前的另一件事讓她陷入更深的自省。她為一位老年患者陪診后，對方提出要掛某知名專家的號，而這個專家號源極其緊張。方瑩輾轉拜托朋友為老人原價加到了專家號，未收取額外費用。然而，就在就診前一天，患者家屬因行程變動未經協商直接取消了預約。方瑩不僅白忙一場，還因爽約影響了與朋友的關系。

　　事后方瑩自省：作為陪診員，動用私人關系為病人加號是否正確？她的初心是以患者需求為導向，然而加號顯然超出了職能，不僅會給自己招來麻煩，也擠壓了其他人的利益。這樣合情不合理的情況，是否被允許？

　　還有一次，病患可能需要面臨一次外科手術，但他本人更希望保守治療，而他掛的專家卻是以手術聞名，更適合保守治療的則是同科室另一位專家。方瑩面臨抉擇：若分享經驗，萬一就診結果出現偏差，會不會被指“醫托”？而如果不說，似乎又沒有盡到陪診員的義務。

　　超范圍的安慰、非正式的資源鏈接、基于經驗的個性化建議……這些行為游走在合規與違規的邊緣，卻往往是服務溫度的一部分。完全取締，可能讓陪診服務變得機械冰冷；放任自流，又會損害公平與安全。

　　系統的補位者

　　更進一步看，這些問題的背后，是醫療制度與患者真實需求之間難以覆蓋或還來不及覆蓋的缺口。而陪診員，在一定程度上，能彌補這些不足。

　　比如，一些專家設立高企的掛號費作為門檻，但一些病患或其家屬盲目掛號，卻沒有準備好相應的檢查報告。面診時，專家只能給患者開最基礎的檢查，這對醫患雙方都是資源浪費。

　　不少醫院配備了志愿者和護士提供咨詢，然而他們無法精準地給每一位有需要的人提供幫助；一些醫院構建了智慧就醫新模式，但對老年人和異地就醫患者等人群不太友好。

　　“很多外地老人來看病，基本‘零溝通’。”方瑩說。一對老兩口從外地來就診風濕免疫科，好不容易掛到598元的專家號，但因為口音重又聽不懂醫生說的專有名詞，進去兩分鐘就一頭霧水地退了出來。他們沒做異地就醫備案，沒有提前準備好檢查報告。醫生開了一堆檢查單，而他們卻拿著紙在走廊里干著急。等到檢查做完了，結果還沒出來，醫生已經結束坐診。

　　眼瞅著老人無功而返，家屬找到了方瑩。方瑩接手后，遠程指導家屬完成備案，并掛上了第二天另一位專家的號。第二天，方瑩把老人的病歷整理好向醫生咨詢，醫生為老人微調了治療方案。方瑩還用粗記號筆把每種藥的吃法、禁忌寫在便簽紙上，貼在藥盒上，并把注意事項細致地告知了病人和家屬。

　　張霞告訴記者，幾年前陪診還沒有普及時，有些醫生對陪診員很反感，會厲聲將其請出診室。近年來，情況有所改善。一些醫生看到方瑩為老人整理的病歷后表達了贊賞，主動邀請陪診員一同溝通。“醫生講的我都聽得懂，可以把話翻譯給他們聽，溝通效率很高。”方瑩說。

　　外人很難想象，同一個城市里，“去醫院看病”可以有多種不同的打開方式。不同的醫院使用不同系統的掛號機器，界面、操作各異；有的醫院要先選院區再選科室，有的則反過來；有的機器支持直接使用醫保卡，有的必須先在窗口做關聯；有的掛號即排隊，有的要到診室前簽到再排隊；叫號屏幕有的在候診區正前方，有的藏在拐角立柱上，方瑩常看到有人站在那里仰著頭找半天。

　　“我每接一個新醫院的單子，都要提前去踩點。”方瑩說，“哪棟樓幾層是什么科，抽血和拍片是不是在同一層，報告是自助打印還是窗口領取，線上能不能查……這些你只能自己去跑一遍，記下來。”

　　目前部分醫療機構間的檢查檢驗結果已經可以互認。但沒有統一的電子病歷調閱平臺，沒有跨院的影像互通接口，患者需要自己帶著膠片、鏈接，甚至刻錄的光盤從一家醫院跑到另一家。

　　在這個不完美的系統里，陪診員是窺見問題的人，也是在盡力修補的人。

　　國標將至

　　當晚，結束工作的方瑩回到家中，整理一天的診后小結。

　　下午找她去醫院代為修改方案的病患發來信息，以“事情沒有辦妥”為由，將原本約好的150元服務費扣掉了50元。方瑩感到無奈。現實中，一些病患能接受幾千元的藥費，卻覺得150元的陪診費“貴得離譜”。

　　這背后，是社會對這一職業勞動付出的不理解。

　　“相伴醫路”的負責人湯小兵發現，在互聯網社交平臺上，陪診相關內容“無法被宣傳”——一旦發布相關內容，賬號極易被封禁。張霞理解平臺可能為了合規“一刀切”屏蔽涉“醫”“藥”“械”關鍵詞，“因為沒法辨別發內容的是正規軍還是黃牛。”目前她的機構還是主要依靠搜索引擎優化和病友群推廣，效果有限。

　　這個行業正等待著一次真正的身份正名。

　　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近日正式發布了國內首份陪診行業國家級標準——《社會化陪同就醫服務基本要求》，將于2026年11月1日起正式實施。

　　張霞所在機構正是參與起草這份國標的單位之一。她相信隨著國家標準的落地，有資質的公司和個人將能夠合規、大方地進行宣傳。“這也是我們參與國標起草的原因——想通過實際行動和國家標準來證明，陪診員是真正想做實事、能為系統補位的專業服務人員。”

　　方瑩將診后小結發給了病患家屬。因為認可方瑩的服務，家屬預訂了下一次陪診服務。

　　國標將至，方瑩相信，陪診能夠找到一條通途。

　　(文中方瑩、呂恒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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